北宋中期，繁榮的文官制度、寬松的政治氛圍造就了“曠古三大才子”的問世，他們是改革家王安石、大學者司馬光和大文豪蘇東坡。這三位都是不世出的奇才，如果他們?nèi)宦?lián)手不知道將會為中國的文壇或者政壇留下多么巨大的財富。

然而，北宋的黨爭卻徹底葬送了這三大才子合作的可能，他們一生之中始終不能彼此理解、認同，一個個壯志未酬。稍許幸運的是代表保守勢力的舊黨黨首司馬光，完成了一個大學者的使命――主編了史學著作《資治通鑒》，是史學界僅次于司馬遷《史記》的第二座高峰。而最不幸的，不是改革家王安石，他至少在北宋的政壇上留下了他的烙印，最不幸的當是大文豪蘇東坡。

司馬光在策問中直言要這些大臣“愿聞所以辯之”，自然是明白無誤地告訴所有應試者，要他們對“三不足”之說加以抨擊。令司馬光始料未及的是，當神宗看到試題之后，一眼就識破了其中貓膩。果斷的命左右人用紙將試題貼蓋，并且作出重要指示：“別出策目”。見王安石臉漲得通紅，正要為自己辯白，神宗溫言寬慰道：“外人云‘今朝廷以為天變不足畏，人言不足恤，祖宗之法不足守’。昨?qū)W士院進試館職策，專指此三事，此是何理？朝廷亦何嘗有此？已令別作策問矣！”

松了口氣的王安石，當即肯定了圣明天子的做法：“陛下躬親庶政，無流連之樂、荒亡之行，每事惟恐傷民，此亦是懼天變。陛下詢納人言，無小大，惟言之從，豈是不恤人言？”王安石見神宗聽的頻頻點頭，繼而話鋒一轉(zhuǎn)指出：“??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，則固當如此。且仁宗在位四十年，凡數(shù)次修敕，若法一定，子孫當世世守之，則祖宗何故屢自變改？今議者以為祖宗之法皆可守，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。今陛下試如此，則彼異論者必更紛紛?！?/p>

當初司馬光不認為從老百姓的手中拿到錢給政府，是增加政府的收入，他覺得這是一種變相剝削。王安石與司馬光之間不可調(diào)和的矛盾正在與王安石看到的是自己的動機絕對崇高，財政收入也增加了，而司馬光看到的是新法執(zhí)行的種種問題及實際社會效果。看問題的角度不同，結(jié)論截然不同，矛盾當然無法調(diào)和。其實王安石的變法至今來看是超前的，先進的，只是當時的社會還承載不了，各個方面都不能完全實施，最后導致了變法失敗。

從史料記載分析，王安石并沒有在神宗面前提起過“三不足”。但是王安石并沒有完全否認流言內(nèi)容，尤其是對其中“天變不足畏、祖宗不足法”之語，更沒有直截了當?shù)淖鞒隹隙ㄅc否定。

如果一切循規(guī)蹈矩，做事情束手束腳，還談什么改革變法？變法，就是認為“祖宗不足法”。在既得利益集團眼中，王安石的言行就是對皇權(quán)的蔑視和對傳統(tǒng)的挑戰(zhàn)，拋出“三不足”之說正是要離間王安石和神宗皇帝的關(guān)系，讓改革胎死腹中。你們怎么看？